在现实题材创作这条主线上，作家梁晓声以沁润广原厚土的笔墨雕刻人物、描绘家国、激励人心。
——《人民日报》

作为平民的代言人，梁晓声几乎把笔触全部对准了社会弱势人群。这些弱势人群并不都只是令人同情的对象，他们有他们的倔强的存在，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来与社会不公正的力量抗争。
——陈晓明，北京大学教授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让人们改变得很多，但梁晓声式的慷慨陈词依然有自己的力量在。 人们仍然可以从梁晓声这里得到一种真正的满足，梁晓声仍然能够给他的读者想要的东西。
——张颐武，文学评论家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散文精选。
★是过往岁月的记述者，更是人间清醒的点评者。梁晓声以平实的语言，描绘了历史的细节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以生活化的语言记录从前的烟火人间，讲述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令人倍感亲切。立足当下，回忆当年的种种，其中有对过去岁月的追忆，有对普通人故事的记述，也有作者自己的感怀。
★本书精选了梁晓声近年创作的近三十篇散文随笔，记录了过去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平实质朴，打动人心。如果你感到疲惫，那么不妨回头看看。岁月，不是无情的流逝，而是珍贵的沉淀。

知名作家梁晓声散文集，收录梁晓声近年创作的近三十篇散文随笔，语言平实，内容质朴，讲述作者的切身经历。书中内容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立足当下，回忆当年的种种，其中有对过去岁月的追忆，有对普通人故事的记述，也有作者自己的感怀。作家梁晓声以平实的语言描绘了历史的细节，展现了中国多年来的沧桑巨变，贡献了具有前瞻性的建设设想。书中的文字将他的家国情怀一一呈现，带领我们走入老一辈知识分子所讲述的过去。

梁晓声

原名梁绍生。中国当代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家的代表之一，中国当代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因擅长聚焦大时代中平凡人的命运浮沉，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平民情怀，又被誉为“平民作家”。与​​王蒙、路遥、莫言、余华、铁凝​​等人一同，成为观察中国当代社会与文化思潮的重要窗口。

有读者认为梁晓声是“​​中国的巴尔扎克​​”，因为他致力于书写“社会的百科全书”，刻画各阶层人物的命运。梁晓声的作品常作为研究和理解1980-202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文本。其作品《中文桃李》进入多家海外图书馆馆藏。《父亲》入选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中文高级课本教材。

至今创作了包括散文、小说、杂论、纪实文学等在内的作品逾千万字。其代表作品《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小说累计发行量超200万册，被称作 “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其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一经播出便引发国民追剧浪潮，创央视黄金档收视新高（总观众规模达3.71亿人）。迪士尼在剧集开拍首月即购入海外发行权。长篇小说《雪城》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作者曾获得“2024名人堂·年度人文榜十大作家”；2023年被评为《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度影响力人物”之“年度文化人物”。自1984年起，名字一直被载于美、英、澳三国的《世界名人录》。

恋爱那些事
结婚•离婚那些事
涨工资那些事
评劳模那些事
分房那些事
当年修房子那些事
衣帽鞋袜那些事
衣帽鞋袜那些事
从前，购粮证那些事
从前，购物证那些事
关于读书那些事
看电影那些事
歌曲与乐器
知青与知识
从前，少年们的收藏
本命年联想红腰带
“过年”的断想
我的乡愁
冉的哀悼
宏的明天
儿子•母亲•公仆和水
孩子•驴子和水
关于读书
文明的尺度
“理想”的误区
人生的意义在于承担
关于“孝”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
校庆寄语

一
　　记忆中，在我下乡前，似乎只穿过三次新衣服。
　　一次是五六岁时，大年三十儿的晚上，父亲从沈阳或吉林回家，给我买了一件新棉袄。当年东三省是重工业基地，身为东北建筑总公司一名工人的父亲，支援沈阳和吉林两地的大厂建设，工资是有补助的。收入多了，父亲高兴，就为我和哥哥各买了一件棉袄。晚饭后，我出去放小鞭，邻家孩子放的“滴滴花”将我的棉袄烧出了一个大洞。父亲很生气，扇了我一巴掌，从此我口吃了。关于我的口吃，在自己的哪一篇小文章中曾写到过；并且，也作为情节在电视剧《年轮》中出现过。
　　我第二次穿新衣服，是在小学二年级时。记得很清楚，已经入秋了，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母亲为我买了一件紫色的秋衣。穿上新秋衣后，母亲命我去打酱油。我一路走得很快活，那时的我开始爱美了，新秋衣使我觉得自己的样子肯定挺神气。当年的北方百姓人家几乎都有盛酱油的大玻璃瓶子，可装三斤酱油。那种大瓶子，空的也不轻，装了三斤酱油后，对于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挺重的了。我是抱着它回到家里的，放下后，新秋衣被酱油染了一片。即使有漏斗，往瓶子里倒酱油时也不可能完全不洒在外面呀。母亲命我立刻脱下新秋衣用清水泡盆里，怕不立刻那样酱油色洗不掉了。母亲并没责备我，只怪自己不该让我一次买三斤酱油。尽管洗得及时，新秋衣干后还是留下了难看的痕迹，也缩水了，穿着不那么合身了。在相当长的日子里，我挺恨那个小杂货铺子为我打酱油的男人。依我想来，他应该用纸替我将瓶子擦干净。
　　当年百姓人家的孩子能穿上一件新衣服是不寻常的事，所以我记忆深刻。两次新衣服上身，转眼就成了破的、难看的，足见我小时候是个倒霉蛋。
　　哥哥长我六岁，我经常所穿的是他穿小了的旧衣服。在从前，弟弟妹妹接着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旧衣服实属正常，家家如此，我也从没半点委屈感。
　　第三次穿新衣服，我小学五年级了，母亲用白布和蓝布为我做了一套队服。我已经是少先队员了，有一身队服是学校要求，必需的。如果连白球鞋也算上，商店卖的一套正规的队服十几元钱——两个弟弟都先后上学了，父亲已成了“大三线”建筑工人，每月寄给家里的钱却并不多。生活开销大了，母亲舍不得花十几元钱为我买一套队服，这是当年的我也能够理解的。全班有十几名学生的队服是母亲们做的，我是其中之一，不怎么觉得成为面子问题。
　　但，商店里卖的正规队服是制服样式的，领子袖子挺讲究，母亲们的手再巧也做不成那样。并且，队服的上衣是雪白的一种白，民间的说法是“漂白布”做的，布店里却不经常能见到“漂白布”，能买到的往往是一般白布。一般白布的布纹粗，白中泛黄，厚，然而比“漂白布”便宜，因为纺织工序上少了几道。即使白不白的姑且不论，样式如何也别计较，有两点却毕竟会使我们买不起正式队服的同学们尴尬——一是我们都不能同时拥有白胶鞋；好在当年有白鞋粉可买，才两三角钱一盒，可用多次，能将我们常穿的旧布鞋、胶鞋染得接近白色。如今想来，专以少先队员为销售对象的白鞋粉，与专以中学生为销售对象的两分钱一片的墨水片一样，都是为家庭生活困难的孩子们专门生产的商品，体现着一种特别人性化的生产理念，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之一种。二是皮带问题。队服的正规穿法，是要将白上衣扎在蓝裤子内，而这就得有皮带。一条皮带的价格对于生活困难的人家是很贵的，有的父亲们一辈子都没扎过皮带，仅以布带子束腰，哪里会舍得钱为孩子买皮带呢？当年，“革”的生产尚难见到。即使已普遍了，若一户人家孩子多，那也断不会为了使孩子们个个都有一套正规的队服而给每个孩子买一条“革皮带”的。所以，许多少先队员在被要求穿队服的日子里，只能依然腰系布带，不将白上衣扎在蓝裤子内。于是，情况往往这样——在学校举行某种列队仪式时，穿正规队服的少先队员排在前边，队服不合格的少先队员排在后边，这当然会使排在后边的学生自尊心受伤。
　　是的，在我头脑中，下乡前，似乎就有以上三次穿新衣服的记忆。
　　我上初一后，哥哥患了精神分裂症，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也都上学了。家庭生活更困难了，我也就更难得穿件新衣服了。但父亲每年会往家里寄些他在工地上捡的破旧工作服，家里也有了一台旧缝纫机（母亲一度参加工作后下决心买的）——父亲寄回家的破旧工作服是他洗干净了的，都是很结实的小亚麻布的；而母亲很喜欢踏缝纫机，善于将父亲寄回的破旧工作服改成适合我们几个孩子穿的衣服。
　　我下乡前一年冬季，出家门时穿的衣服是“最北方”的——里边是秋衣，外边是没有外罩的光板山羊皮大衣，是母亲用父亲寄回的羊皮片拼做成的，而脚穿一双大毡靴，头戴从邻家卢叔收破烂的手推车上挑拣到的一顶旧狗皮帽子，毛快掉光了。我当年走在街上的样子，像北极人，也像电影或电视剧中的东北深山猎手。
　　来年六月我下乡时，穿的也是一身旧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