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关于罪恶的涟漪效应的小说。已售出超10，000册！
★那些可恶和变态的杀手们根本不会想到，他们的亲人也是他们的受害者。一部关于成长、愧疚以及孩子如何为父亲的罪孽付出代价的小说。
★故事从少年视角切入，当至亲被指控为恶魔，他被迫承受污名与创伤，必须面对社会的审视与内心的战争，作者以“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剖析了创伤如何渗透到他生活的每个缝隙：安全感的永久丧失、记忆的侵袭与梦魇的纠缠、情感的麻木与生活的失序。
★透过少年敏感、混乱又真诚的叙述，读者可直接感受到那种粘稠的罪恶感与无力的愤怒，从而迫使读者进行自我反思：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会如何评判他们？
★一部极具心理深度与社会批判性的成长小说！这部作品剥开了我们对于罪案看似简单的情感反应（憎恨凶手、同情受害者），暴露出其下更为复杂晦暗的人性地带——在那里，受害者与旁观者的界限模糊，罪责与无辜相互纠缠，而活下去意味着必须背负无法卸下的重量，并学着在其中呼吸。
★一次大胆的文学视角的创新！在大量聚焦凶手、警察、受害者的罪案文学中，本书让“隐形受害者”发出声音。
★适合现代小说爱好者，以及喜欢真实罪案、猎奇和心理成长题材的读者。

十年间，叶戈尔已经数不清自己梦见父亲卡尔加耶夫多少次了。那天，他又梦见了拘留中心，被隔成两半的房间，只是中间隔着玻璃。“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安德烈和塔尼娅？”叶戈尔问，卡尔加耶夫回答说：“他们身上真香。”我曾为自己编造关于童年的传说，说我是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长大，或者父母在我很小时就离婚了。对于所有告知真相的人，我都想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我也是受害者。

16岁少年叶戈尔的生活，在他父亲因奸杀一名七岁女孩而被逮捕的那一天，彻底改变。

叶戈尔原本过着幸福的生活，却浑然不知。2012年3月，他们家的公寓被搜查，父亲被捕，一切戛然而止。各种猜测纷至沓来——是因为抗议？为了生意？还是有人栽赃陷害？——最终，真相却令人难以置信，恐怖至极：一名七岁女孩遭到奸杀。叶戈尔起初否认——“不可能，他不是那样的人”——但很快，挥之不去的记忆便涌上心头。3月8日的前一天晚上，父亲比往常晚回家，情绪激动，几乎喝醉了，但他其实并不喝酒。父亲在游泳池当教练，一个男孩在淋浴时烫伤了自己，之后父亲总是会陪着他一起进去检查水温。后来，那个男孩不再去游泳池了，也离奇失踪了。而现在，在他父亲位于自家乡下别墅的车库里，摆放着一辆蓝色的赛车，车身布满了划痕。每年夏天，一家人都会去那座别墅烧烤几次，“他”（叶戈尔甚至在精神上都无法再称他为父亲）几乎整个夏天都住在那里。随着黑色袋子从他父亲车库的地窖里被搬出来，一切都崩塌了。

民众的愤怒如潮水般涌来，却无法击中真正的怪物，只能反弹到他的家人身上。他们朝他家人吐口水，用粪便涂抹门板，男孩成了被排斥的对象，失去了朋友和女友，被迫辍学，遭到殴打，最终他们搬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母亲在一超市做清洁工，他则在一家不入流的的学校读书，所有空闲时间都像看电视一样盯着床边的地毯发呆。他将如何面对这一真相？如何面对对父亲的怨恨？又如何面对自己终有一天可能也会变成同样可怕的恶魔的恐惧？他试图封闭自己，在新城市开始新生活，改写自己的经历，更改姓名，抹去过往。然而，新生活并未如他所愿，过去的阴影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迫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过去。这个世界让他背负着无辜的罪责，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罪责带来的内疚感，学会了把它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就好像这只是他的一种怪癖一样——就像人们按颜色整理物品，或者出门时连续拉八次门把手一样。十年过去了，叶戈尔并没有变得更聪明或更冷静。他的内心依然混乱，缺乏逻辑思维，充满了仇恨。但他究竟在仇恨谁？为了他的父亲？为了他自己？

如果非要用两个词来形容这本书，那就是 “罪恶感”和 “罪责”。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微妙界限让叶戈尔夜不能寐。他没有杀人，没有违法，他是无辜的——那么，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他应该为发生的一切负责？作者阿纳斯塔西娅·马克西莫娃以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剖析了罪恶感最微妙的层面。它令人执迷，它腐蚀人心，它悄无声息地、一点一点地蚕食着生活的乐趣：无梦的睡眠、家的感觉和安全感、真诚待人的能力、无所畏惧地触摸孩子的能力。连环杀手的亲属是否应该承担责任？他们没有注意到亲属行为中的警示信号，这难道是他们的错吗？他们怎么可能视而不见、毫不知情？或许他们只是不想注意到？责任应该如何分担？是否应该由其他人来承担罪责？是否存在“集体罪责”或“集体责任”？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已经无数次地深入探究过凶手、调查员、受害者、旁观者，甚至是同谋和教唆者的内心世界，当我们观看对这些“恶魔”所犯下的所有恐怖罪行的详细描述时，我们却忽略了那些身陷其活动漩涡之中的人。阿纳斯塔西娅·马克西莫娃以极其坦诚的笔触，创作了一部关于成长、愧疚以及孩子们为父亲的罪孽付出代价的小说。这本书会剥去你过去几年里精心培养的保护层，让你感受到一种尖锐的感知，让你忍不住想要尖叫。

【内文摘录】
“我曾为自己编造关于童年的传说，说我是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长大，或者父母在我很小时就离婚了。对所有我告知真相的人（这样的人并不多），我都想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我也是受害者。”

“没人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能从那里走出来，你明白吗？如果你落入其中，你就掉进了兔子洞，跌向更深、更可怕的地方，直至地心。”

“他感到遗憾的是，无法将这份认知回退。它像冰冷粘腻的波浪在他体内游走，直到扎根在脖颈的某个深处。”

“十年间，叶戈尔已经数不清自己梦见卡尔加耶夫多少次了。有时，在梦里，父亲从未被关进禁闭室或监狱。他没有任何罪名，依然如故，在屋里走来走去，心情好的时候会大声说话，开玩笑，还会把电视音量调得很大。而在另一些梦里，父亲会被释放出狱，叶戈尔随即又会感到恐惧，害怕父亲会再次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在这些梦里，不知为何，父亲总是和母亲住在一起，看起来更像个孩子而不是大人。”

“但还有第三种梦境，也是最恐怖的。在梦里，卡尔加耶夫根本不露面，却又无处不在——他会按门铃，或者站在公寓门外，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叶戈尔看不见他，却能闻到他的气味。他就像一个幽灵，或者一个准备攻击的捕食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米哈伊尔·卡尔加耶夫在叶戈尔的梦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但他从未彻底消失。”

“那天，他又梦见了拘留中心：等待、搜查、被隔成两半的房间，只是中间隔着玻璃。“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安德烈和塔尼娅？”叶戈尔问，卡尔加耶夫回答说：“他们身上真香。”

【作者】阿纳斯塔西娅·马克西莫娃（笔名：乌娜·哈特）
作家，文学导师，畅销青少年奇幻小说作家。4年内撰写并出版了7本书，2020年“读者选择奖”决赛入围者，2023年“新视野奖”提名者，“新童书大赛”评审团成员。
她是 《死者歌唱时》、 《巨魔峰》和 《给我讲个故事》等民间传说、奇幻和历史神话小说的作者。对于阿纳斯塔西娅·马克西莫娃来说，以“父辈的罪孽，子女需承担责任”为主题并非偶然。她那令人心碎的《我爸车库里的孩子们》，她卓越的叙事才能，她营造悬念、扣人心弦、在有限的篇幅内蕴含丰富内涵的能力，都得益于类型小说的磨练。

【作者访谈片段】
——我知道你是一位奇幻小说作家，而且文笔颇为抒情。《我爸车库里的孩子》讲述的是一个少年发现自己的父亲是恋童癖和连环杀手的故事。你是如何想到这个主题的？
作者：我必须承认，与其他许多作者不同，我从未对连环杀手这个题材感兴趣。我对纪实犯罪小说不感兴趣；这个题材无法触动我的任何情感。但我一直很好奇，当连环杀手的罪行被揭露时，他们的亲人会有怎样的感受。这本书的创作缘起，或许是偶然读到一篇关于中国连环杀手高承勇被执行死刑的文章。他于2019年1月3日被执行死刑，他至少杀害了11名女性。他有家庭，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所以他并非隐居在与世隔绝的森林小屋里。
我逐渐开始研究那些最终被证实为连环杀手的凶手的亲属、妻子和孩子是如何反应的。毕竟，他们并非都像菲舍尔那样孤苦伶仃，没有家人。大多数连环杀手在每次作案后都会回家，与家人一起吃饭，陪孩子玩耍，看电视……换句话说，他们始终处于公众视野中，拥有爱人、同事和朋友。那么，当这骇人听闻的真相大白时，他们的家人作何感想呢？据各方估计，奇卡蒂洛杀害了49到53人，他有妻子和儿子。连环杀手阿纳托利·斯利夫科的妻子在丈夫被捕后仍然拒绝相信调查人员。“安加尔斯克疯子”波普科夫的妻子直到最后一刻都无法相信丈夫的所作所为。
这是一个在文学作品中完全未被探索和思考的主题，然而它却是一个与罪恶感和责任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这也是我想在小说中提出的问题之一。

——你同情叶戈尔吗？毕竟，在这个故事里，他最终成了无辜的罪魁祸首：他的父亲犯下了所有这些可怕的罪行，他的家人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作者：我和叶戈尔的关系很紧张，主要是因为我真的很想摇醒他，告诉他：“别再抱怨了，赶紧做点什么！” 有趣的是，我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把叶戈尔设定成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这样他就可以反思、抱怨，并沉浸在他复杂的青少年世界里。
有人问我为什么主角不是女孩，原因有几个。首先，对我来说，展现父子关系非常重要，因为父女关系本质上截然不同。考虑到我描绘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俄罗斯家庭，女儿和父亲相处的时间通常比较少。男孩会比较紧紧抓住过去不放。所以，我很难说我是否同情叶戈尔。或许并不同情。我更想和他一起探讨罪责和责任的问题，以及他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摆脱这种困境。
为此，我广泛阅读并研究了罪犯的后代或亲属的做法，以及他们如何解决这些伦理问题。必须指出的是，每个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都不同。有些人彻底否认，说：“我父亲没有做过，他是被诽谤的”或“这只是个误会”。而另一些人则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思考。汉娜·阿伦特关于集体责任的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从詹妮弗·蒂吉的杰作《我的祖父会枪毙我》中获益最多。蒂吉是纳粹集中营指挥官阿蒙·戈特的孙女。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戈特由拉尔夫·费因斯饰演。蒂吉在书中讲述了她38岁时得知祖父是纳粹战犯的故事，以及由此她如何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并寻找那个最重要问题的答案。

——评论家将《我爸爸车库里的孩子们》归类为“创伤文学”。这种描写童年创伤经历的文学类型在俄罗斯非常流行。您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作者：我认为几乎所有文学作品都可以被归类为“创伤文学”。但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反思童年经历，以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关于童年经历的写作、电影和播客，我认为原因在于近年来人们对“正常”与“不正常”的认知发生了显著转变。而这种转变恰好与当今千禧一代，也就是如今30岁左右的作家们的成长时期相吻合。因此，我以及我的许多同龄人的成长经历，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噩梦。我们童年时期被认为是正常的，如今的青少年却不再觉得正常。正因如此，人们开始尝试理解什么是正常，并承认我们这一代人认为正常的事情，年轻人无法理解。重新思考童年创伤，也是一种寻找与你相似之人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