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几十年来见过的对中国诗人进行的最佳研究，也是我所知的对杜甫研究的最佳之作。戴维·施耐德超越了以往的研究，揭示了杜甫诗歌庄严的根源。尤其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作者在运用精心挑选的现代权威来阐释杜甫诗歌的同时，也同样谨慎地避免了完全接受他们的‘理论’，从而避免了当代许多‘人文’学术研究中常见的时代错置的风险。本书将同理心与批判性思维完美结合，堪称典范。作者文笔流畅清晰，译文也十分出色，为我们呈现了当今最优秀的杜甫译本之一。”——齐皎瀚（Jonathan Chaves），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华盛顿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曾任该校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他是西方公认的中国古典诗歌顶尖翻译家之一，译介中国古诗912次，位列中国古诗英译领先译者第三位，译作涵盖《哥伦比亚中国后期诗歌选集：元、明、清王朝》《云门曲》《一石一天下：黄山和中国游记》等。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学术著作……它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同时展现了对相关文本的扎实掌握。本书旨在论证杜甫对公元750年代中期宫廷中权贵家族过着奢靡生活而百姓却在日益恶化的环境中饱受苦难的政治体制感到不满，并指出他创作了极具震撼力的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施耐德不仅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还通过重新探讨杜甫的艺术创作与他所处时代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亚洲研究杂志》

“杜甫对世界（包括政治）的看法和思想对于理解杜甫本人、他的时代以及他的诗歌至关重要。施耐德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和传记背景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梳理，并参考了大量的二手文献。他对诗歌的解读既深思熟虑又富有洞察力……这项研究为这一主题提供了有益且有时颇具洞见的评述。”—— 《CLEAR（中国文学论文、文章、评论期刊）》

★马萨诸塞大学中文副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博士、知名汉学家戴维·K·施耐德作品！他一贯主张摆脱西方理论套用中国的做法，而应深入理解中国自身的古典传统与世界观。
★本书已获《亚洲研究学刊》《中国文学论文、文章、评论期刊》，以及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中国古典诗歌顶尖翻译家之一齐皎瀚的大力推荐，被赞为“杜甫研究最佳之作”。
★本书独辟蹊径地研究了安史之乱爆发前后的杜甫诗作，打破将杜甫仅视为“个人情感表达者”的误读，将杜诗解读为深刻的政治哲学，确立其在思想史与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坐标。本书指出其诗并非哲学家式的独白，而是兼具儒家关怀与普世主义的“预言之音”。
★本书已编入著名汉学家、敦煌学家和语言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考古及人类学博物馆顾问梅维恒（Victor H. Mair，1943-2026）主编的“中文世界丛书”。
（梅维恒还担任京都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任教职，精通中文、日文、藏文和梵文，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汉学界最具开拓精神的学人，编著有《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茶的真实历史》《唐代变文》《梅维恒内陆欧亚研究文选》等经典作品。)

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本书表明，杜甫（712-770年）在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上也应占有重要地位。以往对杜甫的研究往往将其诗歌解读为个人情感的表达，这种解读方式预设了一系列关于杜甫其人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例如，他是一位忠诚的儒家信徒；因此，他呼吁减赋、限制朝廷铺张浪费和军事冒险，便是诗人对儒家思想真诚奉献的体现；而他出于这种真诚关切而发出的哀叹，必然是对自己未能践行崇高儒家理想的遗憾。这种谬误阻碍了我们理解诗人实际上是在探讨哲学问题，或在某种思想体系内进行修辞实践，而非不加批判地表达该体系中的某些信条。
本书与以往杜甫研究的方法不同，将文学文本解读为政治哲学必须采用现代文学批评和政治思想的方法。本书第一章借鉴了约翰·波考克 (J. G. A. Pocock)和昆汀·斯金纳的理论，将语言视为一种权威结构和一个概念世界，诗人正是在这个世界中存在和创作。这样的语言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伴随着文学哲学文化的形成以及部分基于该文化构想的政治结构的构建。诗歌并非独立存在。它既是对源自语言概念世界的各种形式和思想的个体表达，也是对同一语言世界及其现实表现形式的评述。
从这种方法论的角度解读杜甫在755年安史之乱前后创作的主要哲学诗篇，会发现他是一位比以往认知更为精深、更具原创性的政治思想家。杜甫摒弃了当时盛行的宿命论和机械论的普遍秩序观念，转而将世界视为人类构建文明王国的戏剧，并认为文明的构建应遵循宇宙的自然道德准则，而进步与衰落则取决于人类的选择和错误。因此，他反对同时代人隐居的风气，主张即使在政治腐败的时代也应服务于人，这与当时被认为是“正统”的儒家观点截然不同。他设想的不是以皇帝为宇宙中心的贵族秩序，而是一个简单的古典君主制，统治着田园诗般的乡村社会秩序，这与《史经》和陶谦（365-427）的田园诗般的愿景有很多共同之处。
这种愿景挑战了当时的贵族社会结构及其支撑的意识形态。在杜甫看来，唐代贵族时代盛行的宗族制度阻碍了他基于古典理想的公正政治经济秩序的实现。这些诗歌表明，这样的秩序是可能的，但前提是阶级结构必须大幅扁平化，并进行制度改革，设想建立一个与平民百姓紧密相连、同甘共苦的文人阶层——这重新定义了儒家以往对人类苦难本质的理解。这些对理想国内秩序的构想意味着，其外交政策旨在使中国免受外国势力（包括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干涉和渗透——这与当时的实践以及儒家思想中某些普世主义倾向截然不同。
本书最后综合分析了杜甫的政治哲学，并将其与预言、乌托邦和历史这三个关键主题联系起来。研究表明，尽管杜甫的思想具有原创性和创新性，尤其在他所处的时代，但他的声音并非哲学家的声音，而是预言家的声音。事实上，杜甫安史时期的诗歌几乎完全符合威廉·德·巴里和朱莉娅·程对儒家传统中预言性声音的定义。正是这种声音及其对在历史时期中重现黄金时代乌托邦的承诺，解释了杜甫在唐诗学中许多最具特色、且几乎难以解释的创新之处。
本书将吸引从专家学者（包括当今中国学者，中国古典文学的非意识形态批评和学术研究正经历着真正的复兴）到学术界之外日益增长的中国诗歌翻译读者群体。

戴维·K·施耐德
戴维·K·施耐德曾是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中文副教授，已于2025年秋季学期末从大学退休。
他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博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国际事务硕士学位以及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宗教研究学士学位。他拥有跨越政府外交、国际贸易、企业界与学术界的丰富履历，其研究核心聚焦于中国古典文学、政治思想以及当代国际事务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学。此外，他还关注中国和东亚在当代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并在《外交信使》、期刊《美国外交》、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刊以及《中国商业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过分析文章。他常年呼吁西方学者不要仅用修昔底德或马基雅维利等西方理论来套用中国，而应深入理解中国自身的古典战略传统与世界观。
在从事学术工作之前，施耐德博士曾任美国对外商务处官员，曾被派驻美国驻中国北京大使馆和美国驻俄罗斯圣彼得堡领事馆。他还曾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商务部中国办事处担任国际贸易分析师。在私营部门，他曾在纽约的三菱国际公司和美中互利公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