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位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建筑师之一的粉丝（以及那些算不上粉丝的人）来说，《我，高迪》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建筑文摘》

“泽维尔·圭尔在他的第三部小说《我，高迪》中面临着一个复杂的挑战——为这位伟大的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建筑师撰写一部小说化传记——而他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挑战。”——librosnocturnidadyalevosia.com

★ 高迪最重要赞助人圭尔家族后裔亲笔书写，以虚构 21 封书信的 “发现手稿” 叙事，一部打通史实与文学想象的高迪小说化传记，揭开建筑大师光环之下完整、矛盾、鲜活的真实人生。
★ 依托公开档案 + 家族记忆，以书信形式，让高迪本人讲述家庭、情爱、创作、挫败、信仰。对于史料没有记载的人生空白（青年的放浪、情感隐秘、内心挣扎），作者在尊重时代背景前提下进行合理文学重构，文学阅读感强，打破建筑类读物枯燥的史料堆砌。
★ 《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第33期发表了一篇关于著名建筑师高迪的文章，本书作者泽维尔·圭尔作为高迪作品的主要专家之一接受了《三联生活周刊》独家专访，该杂志的发行量已超过20万册。

这部小说将事实与虚构交织在一起，通过二十一封信件想象了高迪晚年内心的思考——这些信写于他从一场重病中恢复的时期。它远非一部典型的历史小说，《我，高迪》是一部关于史上最伟大建筑师之一的动人故事。在书中，高迪的声音直接向读者讲述他的家庭、工作、朋友、情感、渴望与失望。高迪生平的真相与虚构的重构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充满激情的故事，解答了许多关于高迪及其世界闻名建筑的疑问。他的爱情生活如何影响了他的作品？他与同时代作家和诗人的关系如何？为什么他被电车撞倒的那天如此心不在焉？高迪到底是谁？很少有人比泽维尔·圭尔更有资格回答这些问题——他是欧塞比·圭尔的后裔，而正是这位欧塞比·圭尔资助了高迪的大部分项目。

泽维尔·圭尔深入高迪，将他化为己有，并在历史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的部分代他作答。但圭尔提供了逼真性，这不仅得益于详尽的公共和家族文献，还得益于他对20世纪初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伟大美学与精神关切的深入解读。

不仅是历史和政治层面，还有一层贯穿整部小说的帷幕，将那些至今仍在标记当下的冲突带入我们眼前，比如社会紧张局势和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我们见证了高迪与诗人琼·韦尔达格尔、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对话，见证了1909年悲剧周的事件……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追随高迪对整体艺术作品的追寻——这与瓦格纳传统一致，其理想对20世纪初的巴塞罗那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与这位建筑师的理想相连接，正如他被描述为“建筑界的瓦格纳”所证明的那样。泽维尔·圭尔还将高迪最后的作品（圭尔公园、圣家堂……）与贝多芬联系起来。

在叙事上，圭尔以第一人称写作这部小说，并使用了“发现手稿”的手法——这总能赋予作品逼真性——即发现高迪在1911年因疟疾在普伊格塞尔达疗养近两个月期间写下的21封信件。这些信件写给他年轻的朋友阿方索·特利亚斯，是在高迪1926年被有轨电车撞倒后，由其遗嘱执行人佩雷·桑塔洛博士在圣家堂高迪办公室的一个秘密抽屉中发现的。

这些信件写于1911年高迪在普伊格塞尔达因疟疾疗养的两个月期间。通信对象是他年轻的朋友阿方索·特利亚斯——律师马丁·特利亚斯之子，高迪自幼与他关系密切，其风格有些类似于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对话《斐德罗篇》，在其中寻求智慧。此外，我们还可以加上作者承认在写作这部小说期间陪伴他的四部作品：塞内卡的《致卢西利乌斯的道德书信》、奥斯卡·王尔德的《深渊书简》、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正如圭尔在书中所写，并借桑塔洛之口说出：“21封信并非巧合。高迪一直喜欢数字的秘密世界、它们的象征意义和含义。21是整体性的标志，是人、宇宙与上帝相遇的标志。在《圣经》中，它是完美的象征。”

这些信件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身体、灵魂和精神。通过它们，高迪的生活、思想和神秘主义被叙述出来。泽维尔·圭尔以愉悦的方式告诉我们那些有助于更好地阐明这个人生活的事情。这种对高迪的投射——在圭尔的小说中，高迪说话并解释他的生活、思想和神秘主义——有助于在许多方面重构一个不为人知的高迪：他年轻时的过度放纵、他与共济会的联系、他与女性的关系、那个被早期现代主义众多权威因忌惮其早熟才华而围困的年轻人、被后来的先锋派（从毕加索开始）所鄙视，因为他被视为旧艺术的代表。“他被当作一个老古董而拒绝，被认为是倒退的、过时的、保守的，”圭尔说。得益于流畅的写作节奏和丰富的数据，这本书在一个仍然信息匮乏的领域中，堪称一部典范性（且独一无二）的传记。

这是一部文献详实的小说化传记，能够让读者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保持专注。泽维尔·圭尔准确地重组了这位建筑师生活中的情境和片段——即使它们不完全是那样，也应该曾经是那样。正如《我，高迪》使用了小说的技巧，有时圭尔运用他的想象力来填补建筑师传记中的空白。例如，在早期的信件中，（他的）高迪讲述了年轻时造访巴塞罗那阿维尼翁街著名妓院的经历。“那没有文献记载，”圭尔承认。“但我们知道他年轻时是个花花公子，到25岁时他赚的钱比他梦想的还多，并沉溺于各种放纵。”通过这种方式，圭尔将高迪的传记分为两部分：一个是青年时期，与他的神秘主义和内省的成熟期毫无关系。“如果我们只留下晚年那个道貌岸然的高迪，我们就会忘记，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非常受生命冲动的驱动，与他南方的性格相契合。”

贯穿全书，艺术家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被揭示出来，同时也展现了他与当时社会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最重要的是，他理解艺术的特殊方式——“自然与其创造者之间的对话，沉思中的狂喜，能量、意志、使命、光亮度、色彩感、多样性、痛苦、救赎、悲伤……”

无论如何，幸存下来的高迪是那位神秘主义者——他提出了圣家堂的第一个方案，是拉佩德雷拉和巴特罗之家的远见者，是圭尔公园的创造者——作者将他与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威尔第并列，归入那些在晚年、在老年时期创作出最佳作品的伟大天才谱系中，那时大多数人的才华已不再足够。那个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打动我们、渗透我们的神秘主义高迪，让我们理解到：对这位天才而言，他的作品高于一切，而其中圣家堂高于一切——他将所有努力倾注其中，将所学一切付诸实践，并称之为“我的大教堂”。在生命尽头，他全身心投入其中。《我，高迪》也引领我们走向这个结局，一位天才的结局。一天早晨，当他前往每日弥撒途中，沉浸在对这座伟大神庙建造的思考中时，他被有轨电车撞倒。衣衫不整，穿着简陋，没有人认出他或帮助他，直到为时已晚。这个人死了，神话诞生了。《我，高迪》照亮了这个人生命中真正的追求，并将我们带近这个神话复杂作品的真正意义。

泽维尔·圭尔
泽维尔·圭尔1956年出生于巴塞罗那，曾就读于巴塞罗那和马德里音乐学院。多年来，他是西班牙及海外知名的指挥家，曾与意大利的佛朗哥·费拉拉、德国的塞尔久·切利比达克和美国的伦纳德·伯恩斯坦合作。他负责首演了当代一些最伟大作曲家的作品，为在西班牙全国推广当代音乐发挥了重要作用。圭尔的第一本书《记忆的音乐》于2015年出版，以其音乐天才的故事迷倒了成千上万的读者。2017年，他出版了小说《天堂的囚徒》。自2021年以来，他一直在创作《战争与音乐四重奏》，这是一部关于20世纪音乐与权力的具有挑战性的小说四部曲。四卷分别讲述了四位音乐家——巴托克、施特劳斯、肖斯塔科维奇和勋伯格——与其音乐之间的深刻关系。

泽维尔·圭尔从小就在安东尼·高迪为其家族设计的家具中生活，他的父亲和祖父也从未停止谈论和讲述这位建筑师的故事。“对我们来说，他一直是一个神话。在日本，他们正是因为他才认识我们。”因此，泽维尔·圭尔（巴塞罗那，1956年）——欧塞比·圭尔的玄孙，而欧塞比·圭尔是高迪的挚友和赞助人——最终写下了《我，高迪》，一部关于这个人物的传记小说，这个人物本人鲜为人知，他的作品却闻名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