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段极其复杂的母女关系的令人心碎的探索。”
——布里·李和杰克琳·克鲁皮（Bri Lee & Jaclyn Crupi。Bri Lee是澳大利亚作家，记者和活动家，以其2018年的回忆录《蛋壳头骨》而闻名；Jaclyn Crupi是图书编辑、项目经理、活动主持人、奖项评委和书商）

费尔南达·达尔斯特罗姆的回忆录探讨了家庭关系中信任与背叛的复杂性，是对身份认同和正义的深刻剖析。故事发生在达尔文和维多利亚，交织着作者作为律师的成年生活和她母亲屡次被判诈骗罪却始终坚称无辜的童年经历。达尔斯特罗姆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被自己最信任的人欺骗究竟是怎样的感受？
——昆士兰文学奖评委评语

★一部从家庭裂缝中生长出来的司法危机叙事​
“我从小就看着母亲身陷囹圄，但她的清白并非我被灌输的唯一谎言……”本书以作者母亲被诬陷入狱的真实经历为骨架，从女儿的幼年视角回溯童年与家庭记忆，又以律师身份回望母亲被定罪的全过程。将童年记忆、母女关系与司法程序交织成一张精密而令人窒息的“证据之网”，让读者深陷正义与争议的漩涡之中，直面延绵数年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司法漏洞的残酷真相。

★文学性与纪实性的完美融合​
该书稿入围了2023年昆士兰州新锐作家格伦多尔奖（Glendower Award for an Emerging Queensland Writer）的最终名单，并在2024年“下一章”（Next Chapter）评选中获得高度赞扬。作者以新锐作家、母亲已成年的女儿、以及律师身份写下了这部语言细腻、结构精巧的作品！既有回忆录的私人温度，又有司法小说的悬疑张力。作者将个人创伤升华为对制度与身份的普遍反思，使作品远超越个体叙事，任何对背叛、制度公正或复杂人性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都将带您进入一个充满张力与反思的阅读空间。

《我从小就看着母亲身陷囹圄，但她的清白并非我被灌输的唯一谎言》
——费尔南达·达尔斯特罗姆，《卫报》专题报道的部分摘录

“在我母亲因一系列不诚实罪行而多次进出监狱的十年间，她始终坚称自己无罪。这早已是老生常谈，而我却浑然不觉。”

澳大利亚已经变成了一个热衷于监禁的国家，我们把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视为威胁。
在昆士兰大学的一间阶梯教室里，一位身穿酸洗牛仔裤和牛仔靴的女士双腿分开坐着，对着一群全神贯注的听众侃侃而谈。她用沙哑的嗓音讲述着自己出身工人阶级家庭，以及晚年才接受教育的经历。黛比·基尔罗伊是“狱中姐妹”（Sisters Inside）的创始人，这是一个为被监禁女性争取权益的组织。她直言不讳。监狱是一门大生意。我们必须关闭这个监狱工业复合体。
我第一次听说“狱中姐妹会”是在我读法律的时候。当时我拿到了一份关于即将在墨尔本举行的“监狱过时了吗？”研讨会的宣传册，就拿给妈妈看。“曾经入狱的女性可以免费参加。”她立刻就报了名。
她最后一次服刑期满获释已经好几年了。她住在布伦瑞克，攻读文学博士学位，还一直唠叨着让我注意穿衣打扮。我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三天，聆听来自世界各地的监狱废除主义者讲述女性在狱中遭受的不公。22岁的我隐约意识到，他们讨论的这些问题，既与她小时候在我心中的形象相符，又不完全相符。
在我母亲因一系列不诚实罪行而多次进出监狱的十年间，她始终坚称自己无罪。这套陈词滥调我当时浑然不觉。即使进入法学院后，我仍然需要时间来打破对她的信任。正如《肖申克的救赎》中瑞德对安迪所说：“这里每个人都是无辜的。”
2009年，我第一次以律师身份探访监狱。当时我26岁，是北澳大利亚原住民司法机构（北领地原住民法律服务机构）的一名初级律师。贝里马监狱的探访中心是露天的，顶棚是铁皮的，四面敞开，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监狱的围墙。两名白人狱警监督着坐在木桌旁的囚犯，他们大多是黑人，与家人或律师在一起。
当我推开沉重的金属大门时，往事如潮水般涌来，那是很久以前的一次监狱探访，也是我母亲第一次被拘留。我哭着睡在表哥家地板上的床垫上。星期六，姑姑开车送我到监狱，我们站在阴森森的监狱围墙边，直到有人回应我们对讲机的呼叫。我透过围栏看到了母亲，然后他们猛地打开门，让我冲进去拥抱她。她的囚服贴在脸上，感觉很陌生。在贝里马监狱和我的客户交谈时，我努力将这些回忆抛诸脑后。
作为一名年轻的律师，我亲眼目睹原住民在法庭上进进出出，就像走马灯一样。有些人甚至记不清上次入狱是因为什么罪名。他们纷纷选择退出白人主导的法律体系，被告要么无故缺席保释听证，要么公然违反法庭命令。“白人法律根本不存在，”一位原住民在被问及违反命令的原因时，曾这样对警察说道，令人印象深刻。当我看到白人主导的法律体系在诸多方面辜负了原住民时，我无法责怪他们。
1996年，随着监狱系统部分私有化，费尔利女子监狱关闭。1991年那个星期六的早晨，我九岁，站在监狱围墙的背风处，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澳大利亚即将开启一场无情的刑罚扩张计划。私营监狱的伦理问题显而易见：公司从大规模惩罚中获利；它们的持续增长和盈利潜力对经济至关重要。这也导致了明显的利益冲突。监狱的理论目标是改造罪犯。当一家公司的持续运营需要大量的监狱人口时，它就没有动力去营造有利于罪犯出狱后不再入狱的环境。
……
我小时候，陪母亲去墨尔本的法庭。她端庄地坐在我旁边，衣着整洁，双腿交叠。我紧紧握住她的手，想搂住她的肩膀，但她甩开了我。等待的时间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每一分钟都让我更加恐惧。她以前坐过牢，这次可能又要坐牢了。我当时想，她是个无辜的女人，却被这个体制迫害。她的律师坐在法庭前排，和其他年轻律师谈笑风生。我恨不得紧紧握住母亲的手。“她为什么不和你坐在一起？”我指着那位律师问道，他的漫不经心让我感到恼火。“他们怎么能那样笑呢？”
……
在昆士兰大学演讲厅简朴的舞台上，黛比·基尔罗伊用平静的语气描述了女囚在会见访客前必须接受的脱衣搜身。探视前后，她们都必须脱光衣服，抬起胸部，分开臀部，如果正值经期，还要取出卫生棉条。这些话让听众明显感到不适。大多数女囚都曾遭受过性虐待。许多女性宁愿放弃与家人见面，或者选择隔着玻璃隔板与家人交谈，也不愿接受搜身。
听着这些，我回忆起十几岁时去拉弗顿看望母亲的火车之旅，以及之后搭乘接驳巴士前往菲利斯·弗罗斯特夫人中心的情景。她常说，脱衣搜身对她来说并不特别困扰，但对那些经历过创伤的女性来说，这简直是噩梦。我意识到，我从未想过问她哪个周末更适合她。有时我会突然出现。“没想到今天会见到你，”她总是这样说，“真是个惊喜。”她曾经告诉我，她和她的狱友曾试图计算刑事司法系统究竟赚了多少钱。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门大生意。
我现在34岁了，直到最近才拼凑出我的童年记忆。我花了多年时间才完全明白，我母亲声称自己被警察“陷害”的说法，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就是“胡说八道”。
我第一次在墨尔本的会议上听到基尔罗伊的演讲时，仍然相信母亲是无辜的。会议结束时，基尔罗伊邀请所有“在场”的女性听众起立。整个大厅的女性都僵硬地站着，而那些仍然坐着的人则带着一种钦佩的目光看着她们。那天中午，母亲就离开了。如果她当时也在场，她会如何看待带她来的女儿呢？她脑子里还满是母亲的谎言。
这次，我独自一人前来。我身旁两位浑身穿孔的女人正全神贯注地听着。我面前坐着几位神情严肃的本科生。几个人起身准备离开。基尔罗伊最后一次拿起麦克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本书销售所得版税的一半将捐赠给“狱中姐妹”（Sisters Inside）组织。】

妈妈递给我一些文件，“这是证据摘要，如果你想看看的话。”
证据摘要？
这让我很意外。
我回到书房仔细阅读。两名银行柜员的证词描述了完成欺诈交易的人：金发，身材偏胖，二十多岁。我母亲四十五岁，身材苗条，有时会被问到她是希腊人还是意大利人。
另一份证人证词同样没有定论。一张三张CD的付款收据和一堆其他零散的文件。
那些警察只是收集了一些纸片，就称之为证据。任何陪审团都能看出这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费尔南达·达尔斯特罗姆八岁那年，她的母亲入狱，她们在维多利亚州乡村的田园生活彻底破碎。如今，费尔南达是达尔文市的一名年轻律师，她向新合伙人讲述了自己混乱的过去，以及她决心向世人揭露母亲是如何被陷害的。本书通过对身份认同和正义的深刻剖析，探讨了家庭关系中信任与背叛的复杂性。

费尔南达·达尔斯特罗姆
费尔南达·达尔斯特罗姆出生于墨尔本，后在达尔文和布里斯班定居。她曾在北领地和昆士兰州从事法律工作八年，从事刑事辩护、儿童保护、家庭暴力、家庭法方面的法律工作。她目前也是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博士候选。
达尔斯特罗姆的作品曾发表于《悉尼书评》（Sydney Review of Books）、《杀死你的挚爱》（Kill Your Darlings）、《陆路文学期刊》（Overland Literary Journal）、《睫毛膏文学评论》（Mascara Literary Review）、《澳大利亚艺术指南》（Art Guide Australia）和《卫报》（The Guardian）。
费尔南达从事法律工作八年，曾在北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