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前财政部经济学家、经验丰富的经济政策顾问和大学经济学学者保罗·蒂利作品！
★继《财富的更迭》之后，作者再次以权威、全面、清晰的视角出发，讲述和剖析了澳大利亚的税收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塑造，详细梳理了澳大利亚税收改革的百年历程，为未来的税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澳大利亚历史上充斥着税制改革的尝试，有的成功，也有失败。
本书探讨了我们在税收体系中进行实质性变革的这些努力。保罗·蒂利从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的宪法建立和1942年所得税的统一，讲到1975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阿斯普雷（Asprey）审查，该审查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重大税收改革奠定了基础，一直到本世纪在联邦和州两个层面税收改革的缺失。
书中审视了基础性审查（建立改革的理由）和决定性审查（实施改革）的作用。它评估了政策制定中的政治经济问题，以及在澳大利亚实现的税收改革的质量。它所涉及的关键问题包括：是什么让一次改革行动成功——或者失败？我们如何评估澳大利亚税收改革的质量？以及我们可以从这些经验中汲取哪些教训来帮助规划未来的税制改革？

保罗·蒂利
保罗·蒂利曾担任政府经济政策顾问三十年，主要在财政部工作，也曾在总理和内阁部、财政部办公室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工作。他也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税收与转移支付政策研究所的访问学者，是墨尔本法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教授墨尔本大学法学硕士课程。
保罗丰富的经济政策顾问经验，使他成为向他人传授经济学理念的理想人选。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曾担任公共部门经理，并担任财政部各部门主管。保罗还曾在议会大厦工作，曾担任澳大利亚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代表团成员，并领导总理和内阁部经济司。
在撰写《财富的浮沉：一个国家的税收改革史》之前，他出版了《财富的更迭：一个国家的财政部史》。

【拓展资料】
《保罗·蒂利：澳大利亚税收制度是“革新者的喜悦”》
——摘自《会计时报Accounting Times》，2024年4月10日，尼克·威尔逊

前财政部经济学家保罗·蒂利解释说，澳大利亚的税收改革历史是一个“好坏参半”的故事，但从中吸取的教训可以为当前的税收辩论提供参考。
基础性的税收审查罕见且具有破坏性。澳大利亚政府前经济政策顾问保罗·蒂利（Paul Tilley）解释说，税收具有“准宪法性”，因为它意味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
一个体系是否已经达到需要进行重大税收改革的临界点是一个“判断问题”。
一些人，例如前财政部长肯·亨利，认为时机已到。其他人，包括蒂利，则认为税收审查是“理想”方案，但也对渐进式改革抱有希望。

◎赢家和（明显的）输家
当被问及为何税改是一个“好坏参半”的故事时，蒂利简单地回答说“税改很难”。
他告诉《会计时报》：“当我在财政部工作时，我会对与我共事的人、我管理的部门说，当你考虑税收改革变化时，你必须大致限制自己在一个收入中性的框架内。”
“每当你看到对特定群体减税的好处时，你就需要同时思考如何增加税收来获得政府所需的7000亿美元。”
这是一个“赢家和输家”的世界，政府必须下赌注，增税的成本是否会比相应的减税更有益处。
他说，税制改革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与其他政策领域不同，“失败者非常明显”。
尽管澳大利亚的政治体系有其独特的挑战，但大多数挑战都源于税收改革的本质。
蒂利表示，澳大利亚仅有三次税收审查成功实现了其目标。第一次是1942年的科廷审查，联邦政府在此次审查中合并了所得税，以增加战时收入。
第二次改革发生在近半个世纪后，霍克政府执政期间，大幅扩大了国家的税基，增加了资本利得税、附加福利税、外国税收抵免制度和股息归集制度。
第三次，也是最近一次成功的税务审查是在霍华德执政期间进行的，时间是在新千年伊始。其核心内容是商品及服务税 (GST)。

◎奠定基础
当被问及在为新书做研究时最让他惊讶的是什么时，蒂利说，基础性评论对于支持后续决定性评论的重要性。
“我对此了解不少，但对我来说，这变得更加尖锐了……你需要让社区长期接触这些辩论，”他解释道。
“如果你只有很短的政治窗口来进行改革，你就需要之前就提出过论据。”
科廷改革方案在付诸实施之前，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公开辩论和两次皇家委员会的审议。霍克改革方案也基于十年前1975年阿斯佩审查中提出的建议。
同样，在霍华德签署商品及服务税法案之前，该法案也已经酝酿了25年。
蒂利说，今天的改革者将依靠2008年亨利审查来为自己辩护。
他说，那次审查中吸取的教训，包括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家税基以减轻所得税压力，将成为现代税收审查的“基础”。
蒂利表示，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陆克文政府试图开征资源超额利润税，亨利审查“在政治上受到了损害”。
“但它仍然存在，”他说，包括坚持政府应该使用土地、财富和股票等其他税基。

◎我们现在在哪里？
有一套通用的标准可以用来评判税收政策，包括收入充足性、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行政简化。
税收时代的总体特征取决于哪些考量因素最为突出。收入充足性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但其他标准之间的权衡也不断进行。
随着19世纪税收制度的发展，收入充足性和简化性成为首要考虑因素。20世纪上半叶，随着所​​得税占据中心地位，公平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他说，在本世纪后期，随着政策制定者寻求扩大税基和降低税率，效率变得更加重要。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社会）公平可能是游戏规则发生变化的地方。”
他说，税收改革现在既涉及代际公平，也涉及时间点公平。
在蒂利新书的发布会上，亨利重申了他的观点：现行税收制度是一场“代际悲剧”。
他说，为澳大利亚不断增长的公共支出提供资金的负担“将不得不由越来越少的人口——主要是年轻工人——来承担”。
“这些人已经被房市挤出了市场；这些人将不得不适应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相互影响。”
除了收入充足性之外，社会公平将成为评判任何税收改革方案最严厉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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